马鸣阳戏产生于明末清初,是流传于绵阳市梓潼地区的一种民间戏剧。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梓潼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是梓潼文昌文化的分枝和延续。
梓潼阳戏是阳戏的一个分支,属于地方民间宗教仪式剧,以设坛祭祀、酬神还愿、驱邪纳吉为主旨,融法事礼仪和戏曲表演、娱神活动与娱人活动于一体,主要流传在四川梓潼县及附近地区,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和民间信仰特色。表达劳动人民一种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旧时,朝拜文昌帝君要举行规模盛大的仪式,这种仪式就是绵延数百年的迎神会。梓潼迎神会傩祭、傩舞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马鸣阳戏。它是在人们对神的崇拜的过程中,通过设坛祭祀,借以酬神还愿、祈福消灾、安神谢土、驱邪纳吉,使宗教、文化、艺术融为一体,经过加入无数戏剧因子,逐渐从娱神到娱人过渡,终于产生了有情节、有人物并具有梓潼地方特色的阳戏。
阳戏演出又称为“完阳戏”,由“坛场启白”、“天戏”、“地戏”、“花戏”组成。“天戏”、“地戏”又称“正戏”,是马鸣阳戏的主体。它表现在表演上有“阴一堂”和“阳一堂”之说。阴戏称“天上三十二戏”,亦称“天戏”,表演时,一人操纵提线木偶,一人以“徒歌”形式在幕后领唱,三四人伴唱,其内容和唱词多系娱人成分;阳戏称“地下三十二戏”,亦称“地戏”,由伶人化妆或带面具扮装成二郎、判官、土地、祖师、小鬼、钟馗等进行表演。换言之,天上是木偶,地上带傩面,天上有的,地下也有。天地戏之后,就是“花戏”,一般为丑角戏,侧重娱乐取笑。
新中国成立后,马鸣阳戏表演活动一度中断。现今众多熟悉马鸣阳戏演唱和表演的传人也相继辞世,一些文献资料也已流失,马鸣阳戏已高度濒危。
马鸣阳戏演出在当地又称为“完阳戏”,主体由“坛场启白”、“天戏”、“地戏”、“花戏”组成。“天戏”、“地戏”又称“正戏”,是马鸣阳戏的主体。
从启坛(庆正坛)清水正坛开始,依次是申文发牒、领牲献帛、安神扎灶、折坛放兵、四熟贺坛、收兵安坛、禳星拜斗、谢土断愿、书符退病、招魂安灶、茅船遗送、收净伏魔、红山勾愿、清宅扫荡、安神归位……到供香唱完“天戏”、“地戏”及“花戏”一堂,一般要进行3至7天,整个祭祀及演出过程不间断,演员换班吃饭。事主完愿要备浑猪1口(即全猪),也可视其经济条件,准备猪头1个,猪心1个,猪尾1根(表示全猪1只),雄鸡1只,豆腐1厢,大米3斗供于堂前。了完愿后,事主用高粱杆扎一水筏,半祭的猪头置于于水筏上面,待灵官镇宅、二郎扫荡完毕,押茅船至附近大河或小溪边,放于水面,顺水而下,名曰“荡下扬州”。凡完原者需先许愿,掌教坛师用黄纸裁成数张6寸长、3寸宽的灵官符,盖上道、经、师三宅印,再用鸡血祭灵官符,凡有愿者可求得一张。
“正戏”是马鸣阳戏的主体。主坛祭祀后接着唱“正戏”,它表现在表演上有“阴一堂”和“阳一堂”之说。阴戏称“天上三十二戏”,亦称“天戏”。阳戏称“地下三十二戏”,亦叫“地戏”。天地戏之后,就是“花戏”。一般为丑角戏,侧重娱乐取笑。
1、天戏
在两张八仙桌上挂一吊帘,一对耳帐即成天戏舞台(同时也是傩坛),上供川主、土主、药王、化主、文昌,旁立一牌位,上 书“会龙山舞场会上大、二、三伯公婆,川主、土主、药王圣合棚三十二戏”。
表演时,一人在幕后操纵提线木偶(用木质雕刻长1尺2寸的三十二个戏神雕像),面目各异,造型生动、精美。一人以“徒歌”形式在幕后领唱,三四人伴唱,其内容和唱词多系娱人成分。
出扫棚钱、出小鬼、出土地、出走马、出春牛、出结事郎、出和事老者、出陈牢、出猿猴、出屏风小姐、出僧道、出梅花、三圣起马、出化主、出凤冠柳青、出关韩二将、出和合二仙、出二位伯公、出三伯公婆、出陈公师姐、出扬泗将军、出二郎、判官勾薄。
所有这些人物都有特定的情节和意义,即有着深邃的宗教意味,又包含着浓郁的民间特色。“天戏”大多宣扬行善行孝、宿世因缘、因果报应之类的内容,此外劝人行善的唱词也很多。
2、地戏
地戏由伶人化妆或带面具扮装成二郎、判官、土地、祖师、小鬼、钟馗等的表演。换言之,天上是木偶,地上带傩面,天上的,地下亦有,地戏的表演意味着天戏三十二神已降临主家,“建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型、随物而赋象。时而庄严,时而诙谐,胍未靓胆,合傀儡于一场,而征事类于千载”。
地戏表演的巫师们,从衣服、动作、形貌上来装扮和摹拟神,而人们也就把这样的装扮者看成神的依凭,甚至从视觉到心理上把他们直截了当看成是神。当然,这些所谓的神,不是顶礼膜拜的偶像,而是凡人处于亲和状态,集福于人,消灾于人,悦娱于人。
地戏的剧本内容已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其情节的发展也不再受法律程序的制约,其人物组织、戏剧结构也与开坛法事和天戏拉开了距离,使地戏自由地适应观众艺术欣赏需求谨把一些生动诙谐的传说故事、人间俗事敷衍成词进行演唱,将观众吸引到傩坛周围。
地戏的场次是:
上天官、上太白、上功曹、跑马投文、童儿奏旨、出点盘土地、上灵官、土地缴愿、钟馗斩鬼、跑马进财、二郎镇宅、茅船遣送。
在戏剧表演形式上,地戏已有生、旦、净、丑的雏形。戏剧主题也逐渐神人化、世俗化,与天戏相比,更接受现实,更注重倾注人的情感,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娱神意味淡化,娱人万分增强。
3、花戏
除了“天”、“地”正戏外,还要唱“花戏”,这也是马鸣阳戏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一种情趣,没有固定的模式,表演自然、粗犷,笑语浑话连篇,逗人乐趣,如同和观众摆龙门阵一样。
花戏的艺术方法和艺术形式,体现了通俗戏剧的特色,剧本有唱有白,语言比较俚俗,用词明白易懂,带有一定的动作性,同时描摹戏剧环境,使观众身临其境。花戏剧本多以当时的民间传说为内容,其剧本创作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家,或者是宗教职业者,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但长期生活在群众中,对观众的喜好掌握得很透。如《驼子回门》、《黄金诰》、《目莲救母》、《菱角配》、《梓潼礼梦床》、《代医》、《王汤元过关》、《劝夫》、《打锅上堂》、《赶会算命》、《和尚思凡》、《乔二娃》、《王婆骂鸡》等。
花戏剧本语言多来自民间传说、神话、笑语,因而简单粗陋。尽管如此,仍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价值观。
马鸣阳戏的唱腔和音乐,与其它民间艺术一样,往往是与本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水0融的。唱腔以端公腔、当地的民歌、小调为基本素材,同时,还不断吸收后来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声腔,表现为风格质朴、生动流畅、诙谐优雅,有着十分浓郁的川北地方特色。另一种唱腔为说唱韵白类,则是在梓潼地方语音的声调的基础上呤诵,这类声腔十分讲究韵脚,结构较为严谨,节奏自由。两类唱腔从艺术效果来看,适应了普通观众的审美习惯,而又不拘于过多的程式和规范,正因为创造了这种可长可短,可多可少,随意组合,各有起讫的灵活性唱腔结构,从而使阳戏演出时可以较大幅度地发挥即兴表演。
由于阳戏来自民间,它的传递方式除了文字,主要靠“口传心授”,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差异必须给这种原始“活化石”艺术注入这一地区的某些民俗乡音和地方戏曲的因素,这一点,从阳戏大量的声腔及表演程式上便可看出一些轨迹。
第一:从形式上看,阳戏是以方言为基础,以端公腔为基调发展起来的戏曲样式,它有唱、做、念、打一般戏曲所共有的程式,也有傩戏所特有声腔特征,尤其是那些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似唱非唱的咒语吟诵艺术,更增添了阳戏的神秘化。
从结构上看,阳戏为适应长时间的持续演唱,唱法上采用了独特的窄音域、小起伏、多间隔、短乐句的“锁链式”构造。这一特征正好与其它戏曲的宽音域、多技巧、长唱段、少间隙的“板块式”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声腔上看,为了便于伶人的传唱与记忆,梓潼阳戏基本沿用了上下句对称的戏曲式行腔。同时,阳戏还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号子式的领唱与帮腔以及民间小调的唱腔,听起来有充满泥土味的感觉,这种“下里巴人”似的乡音俚语群众更爱听,并喜欢传唱。
从规律上看,阳戏与其它戏曲艺术相比较,具有更大的随意性,除宗教所规定的某些不得随意改变的规矩外,它的行腔规律基本上表现了词跟腔走、音随意行的自然状态。
从改革上来看,阳戏不仅限于已有的音乐和唱腔,还要向其它艺术品种吸收新鲜东西。如马鸣乡阳戏班于解放初还向县川剧团老艺人学习唱腔和打击乐,以丰富阳戏唱腔的内容。
阳戏的伴奏器乐主要是打击乐,包括有大锣、神锣、铛锣、马锣、小锣、堂鼓、小鼓、大钹、铰子、镲子、木鱼、唢呐、牛角、海螺。此外,有时还用川二胡(花戏使用)。吹奏乐主要是唢呐,曲牌有《将军令》等,锣鼓有《假七棰》、《三宝赞》、《清七鼓》、《神锣》、《快七捶》等数种,锣鼓在唱腔中的套打也常见。
包括木偶和面具两个部分。木偶:
木偶,亦作木禺,木刻的人像。相传早在汉代,就有了由演员操纵木偶,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唐宋时已很发达,当时又称傀儡戏,木偶因操纵技术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和铁线木偶四类。
阳戏中的天戏三十二戏神是由提线木偶组成的,每个木偶长一尺二寸,用梓木或桐木雕刻而成。
木偶造型大致是按各种人物身份、地位、特长、性格确定的。如川主面部表情虽然略带微笑,但实则深藏道法、威力无边,特别是眉额那只“法眼”更突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特色,一副“驱疫”的样子足以使鬼神退却。
阳戏的木偶造像分三种类型在塑造:一种是善面型,二种是凶面型,三种是女相型。
从木偶的着色上看,较为简单,基本上是淡红色、浅黄色和灰色三种,因马鸣乡阳戏班现存木偶是清代后期所制,基本色调已看不太清楚。
面具一般用纸或木料等制成,其形象有人、动物及神怪,古代“傩舞”就是一种古老的面具舞蹈,它是人类对大自然及鬼神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周礼·夏官司马》中记述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驱傩,其“黄金四目”就是面目,面目艺术是傩戏傩文化的主要表现特色。梓潼阳戏中使用的面具不多,在“地戏”中只有扮演二郎、灵官、土地者出场时才带面具,其余为涂面化妆。
这些面具均为泡桐木雕刻,泡桐木质轻、松软、易雕。大小为36×26厘米。二郎神头戴五冠武帽,红眉毛竖立,红眉下一双大眼,周围绘了白色眼圈,额上“法眼”十分显要。两颗大獠牙从开张着的大嘴中突出嘴外,显出“青面獠牙,红眉大眼”的凶相来。灵官和土地面具雕刻精细,造型各异,都能体现人物的个性。
面具艺术是戏剧艺术的综合展现,在傩戏中,它又是神的张扬。面具是民间艺人用刻刀塑造人物形象,给人一种实重感 [3] ,特别是那些造型奇特,手法夸张的面具,更显示了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刘天朝 梓潼马鸣乡红寨四社人,读书毕业后1985年师从刘映福处学习阳戏,为马鸣阳戏班子掌坛(负责人)
读书毕业后1985年参加由刘映福掌坛的马鸣乡阳戏表演队,学会了全套演出,2000年后任阳戏班掌坛,积极组织团员演出,传授成员演出技艺,目前由于成员大多是农民,无固定经济来源,从时间上也有很大局限,年青一代受影视剧影响,对传统的民间戏剧兴趣不大,传承人面临断代的危险。
积极组织成员表演,近年来组织参加了给对国逐友人及国内专家的专场表演。
1995年,在御马岗为韩国专家专场演出。
1998年,应日本早稻田大学专家和四川川剧学会要求在御马岗专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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