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傩戏网整理：张维纳所发表的“浙西南民间原始信仰及巫傩文化装饰风格特征”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夏禹时期便是古於越族的生息之地。浙西南地区丽水、金华、衢州等地，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既有山地、半山区，又有丘陵盆地，自古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与外界少有联系。相对封闭的环境形成独立、独特的民俗文化圈，从而衍生出鲜明的民间装饰风格。民间原始信仰经历了远古的“断发文身”到自然崇拜、地方神祀、祖先崇拜等不同阶段，成为浙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西南古镇、村落中散布着“山神庙”“土地庙”“娘娘宫”“相公庙”等当地信仰场所，这些神明大多是生前为本地做出贡献的贤者，身后被民众世代铭记，奉为地方神，并自发地组织各种活动来纪念和寻求庇佑，形成了“迎神”“送神”“降妖”“驱邪”以及舞狮灯彩、傩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驱鬼逐疫活动，寻求“人”与“天”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原始信仰以及巫傩文化活动满足了老百姓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具有浙西南地方特色的装饰语言风格。
一、山区民俗装饰的“简洁朴素”风格
（一）畲汉文化交融的建筑形式和“地方神”彩绘纹饰。浙西南山区的丽水景宁地区是畲族的聚居地，是浙江最偏远的县城之一。畲族自唐代迁徙至此，与汉人世代混居，畲族自古信奉祖先崇拜和部族图腾，同时融入汉族文化，［1］其建筑、雕饰风格简单拙朴，色彩单纯素淡。畲汉民族长期以来相互渗透交融，生活习惯、民间信仰以及装饰风格都相融相生，原汁原味又朴素自然。
当地人崇敬贤人善者，修庙造祠，奉为神祇。何麟，人称“何八公”，生于南宋，景宁雁溪村人，因护国有功、忠君爱民，宋高宗敕封“阴阳官”，死后被乡民奉为神明，享世代香火。雁溪村的“何八公殿”为清代所建，建筑造型古拙，为汉族“叠梁式”构架体系，支撑构件为“拱斗叠接”［2］。柱、梁、牛腿、雀替等多为整木雕刻，仅施单色或不施色。既是汉民族传统的建筑风格，又有当地山区“清淡”的装饰特点。如图1，其中牛腿为狮形圆雕，形态为反向的“S”，头型圆大，宽鼻、阔口、猪耳，形态简洁朴实，并无太多赘饰，头顶处及身体两侧的卷草纹中间束上草绳纹样，如同田间农作物，这与多山林、少田地的自然环境以及乡民乞求丰收的愿望有关。正殿顶部藻井处绘制神话故事题材的纹饰，有畲族保护神“龙麒”（又名“盘瓠”）形象，龙头人身，牛耳宽鼻，头戴金冠，手持利刃，身后还有一截龙尾。两侧木板墙体绘制值日星官，风格接近乡民喜好的目连戏脸谱形式，色彩上运用畲族人常用的蓝、红补色，背景绘制黑色云纹并大面积留白，对比虽然强烈，却简洁素净，采用了“虚”的手法，与彩绘人物虚实结合，前后呼应。
图1 何马二仙庙木雕狮子
端坐正殿的主神“何八公”为泥胎敷彩形式，面型长圆，眉目细长上扬，鼻梁扁平，唇形方正而润厚，体态清瘦，是山民中常见的瘦长形象。造像色彩较为简练，肤色为低纯度的中黄，着黑色袍服，上绘朱红、湖蓝、橘黄条状纹样，色距较长，色纯度却不高，不会过于艳丽。不同于传统宗教造像的程式化，少了肃穆感，更接近普通“人”。就如畲族人日常的服饰纹样、生活用品、建筑雕饰等，多采用近似国画白描的轮廓装饰手法，色彩上喜用黑、蓝色，点缀红、绿、青等色，与汉族民间装饰融合，简洁又浓郁。
景宁地区盛行“马氏夫人”信仰，自隋朝至今，几乎村村有庙，各地称呼不同，如“马三仙”“马伞仙”“马夫人”“马天仙”“马娘娘”等，马氏夫人是景宁鸬鹚村人，是畲族人抚养长大的汉族义女，因“孝”和“善”成仙。景宁大均村的“浮伞祠”供奉“马伞仙”，颂扬马夫人以伞为舟，渡河回家侍奉婆婆的孝道。
神庙构造简洁，为单脊歇山顶式建筑，外墙上零星装饰畲族传统带状几何纹样。正殿主神马夫人，形象圆润饱满，广额方颐，符合民间“福寿旺夫”形象，肤色为低纯度土黄，服饰纹样以草绿、大红、湖蓝、中黄的凤鸟纹、水纹为主，虽色彩对比较为强烈，但着色方式简洁，没有过于繁复的纹样形制。与神像造像相对饱满的装饰形式相比，墙体上的手绘壁画显得简练素淡，画面上的马氏夫人、船夫、背景山水以及化为船的大伞，无论是用色、线条还是造型，简洁到了符号化的程度，且多处留白，做到点、线、面之间的疏密变化和虚实对比。神龛前的门板、神案以及廊柱上的牛腿等雕饰，使用了艳度较高的大红、草绿和金色，边上绘制较宽的白、浅蓝或者浅绿作为中间色，既突出主体，又加强整体装饰形式之间的联系。
由这些信仰崇拜衍生出的迎神、舞狮、舞龙等活动，最初为“惊驱疫厉之鬼”的巫傩仪式，后演变为当地具有仪式感的民俗活动。在我国，傩是一种完整的文化现象，体现人与自然、天地之间的呼应联系，体现的是自古传承的一种动态文明过程，［3］8从地域角度区分，可分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文化”和南方农耕文明的“巫”文化，两者同属傩事，其核心就是在天人合一的过程中产生的原始鬼神信仰，以及外在的一切行为。浙江地处我国南北方之间，既有自身的原始农耕文明，又有北方“正统”文明南迁带来的文化融合，春秋之后，浙江民间一直有“傩舞”“傩祭”之风，如宋代杭州的“打夜胡”、绍兴的“乡傩”、龙泉的“打䰢”等等，是古代傩舞和傩戏在浙江的遗存。［3］9民间由原始信仰衍生出的请神驱鬼、宗族祭祀等仪式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演变为各种民俗活动，如迎神节、拜胡公大帝、目连戏、民间灯彩、祭拜季节神等等。
所谓“迎神”，即在每年七月初，山民用轿子抬着小型神像游走各村之间祈福驱鬼，这是浙西南乡间特有的巫傩仪式，各地区又不相同。景宁的山区，迎神的目的是为了驱赶瘟疫，祈祷五谷丰收。神座是暗红色木质轿子，顶部做成神庙飞檐形式，并饰以淡金色纹饰，轿门处插上成熟的稻穗和田间野花，为“欣欣向荣”之意。由“先生公”（民间道士）作法念咒，在村巷中游走，村民跟随其后，村民不穿艳服，仅是“先生公”身穿碎布拼成的彩衣，斑驳色彩的神像、暗红轿子与朴素的迎神队伍形成对比，成为山村道路上的视觉中心。
活跃于山间神庙的舞狮活动，最初是为了辟邪驱鬼，由一人假面扮“瘟神”，两狮作驱赶扑咬状，击鼓为乐，于上元节舞于庭前，后演变为庆祝丰收、娱乐大众的民俗形式。狮头为简单的方形，缚竹为首，刷纯度很低的红色土漆，下颌可以开合，并缀以金黄色稻杆作为胡须。红色麻布为狮皮，从颈部至尾部，染红蓝两色麻绳为鬃毛。平时狮皮放置在祠堂、戏台等处，一般在除夕、元宵或者重大节日开祠堂舞狮，舞动时，“瘟神”同时也是乐师，击鼓奏乐，一名舞者钻入狮头，手撑住下颌，踩出舞步。处在尾部的另一名舞者根据狮头舞者的步伐有节律舞动，此时，狮子口部开合，在运动中纹饰交错，红蓝麻绳飞舞，虽然色艳度不高，但富有视觉层次和动感。
（二）关于“菇神”崇拜的建筑、雕塑及彩绘。香菇自古是丽水凤阳山地区（包括庆元、龙泉等地）重要的经济支柱，“香菇文化”是其特有的民间文化形式，如建“菇神”庙、迎“菇神”活动等，祈求风调雨顺，香菇丰收。
与景宁地区相比，龙泉、庆元等地虽属山区、半山区，但交通相对便利，受到平原地区的民间装饰风格的影响，形式更为复杂。纹饰、色彩等虽还属于“清淡朴素”风格，但变化更多，从山顶的高海拔区域到山脚的低海拔区域，装饰语言有“自高到低，从简至繁”的特点。
庆元县龙岩村菇神庙，位于凤阳山顶部的百山祖，是规模较大的神殿，为清乾隆年间所建。此地供奉的菇神为南宋“吴三公”，名吴昊，因发明“砍花”“惊蕈”种菇法被奉为“菇神”，常年受“菇民”香火供养。正殿构造简单，雕饰简洁。主神吴三公手握竹鞭和香菇，形体清瘦，肤色黝黑，服饰色彩以青、白、绿为主，无纹饰，风格清淡。胯下的坐骑“黑虎”形象也趋于符号化，额头刻“王”字，眉头、两腮处饰以黑色条纹，色彩为青白色，仅在颌下轻施浅黄。神像脚下云纹也以白色为主，仅在肌理处敷轻薄的浅红色。神龛、柱头、牛腿处皆有雕饰或彩绘，纹样多以卷草纹以及由卷草纹变形而来的水纹构成，主枝干为相向的卷草，侧枝为花叶纹样。神龛前雕刻金色龙纹，两侧墙上及天花板、屋梁处的壁画用色较为简洁，基本运用浅绿、土红、浅蓝等低纯度、低艳度色彩，且多处运用大量白色、粉绿等高明度色彩，题材有山水、花鸟、八仙等，这在神庙装饰中并不多见。
凤阳山下的龙泉安仁镇项边村的振西堂和永和殿，两殿位于同一建筑内。振西堂供奉“马天仙”，永和殿供奉“禹王”，在菇民眼中，他们保收成、平水患，因而同属于“菇神”。与百山祖“菇神”庙相比，位于山下的神庙无论是建筑装饰、神灵造型、纹样和色彩都丰富了许多。永和殿内的神龛、廊柱、牛腿处加以花板木雕饰及彩绘，以花草纹、人物为主。主神禹王形象丰满，面白长须，身着红袍，下摆处以红、黄、蓝、绿绘制出江牙海水纹，每条纹样均由深到浅产生明度上的渐变，色与色之间还有纯度极低的黄色作过渡。这些低纯度、低艳度色彩的运用，使整体长调的色彩关系显得沉着和谐，并不华丽刺眼，起到“承接”“抢救”的作用。
浙西南山区民间信仰及巫傩文化的装饰形式多样，总体来说，建筑、造像、雕饰、纹样、色彩都不过分繁复，较为“简单”“朴素”，建筑雕饰纹样大多采用山区常见的稻穗、花草、水纹或者凤鸟纹样，形态拙朴。从山顶海拔最高处到山脚最低处，装饰色彩从清淡逐渐浓郁，即使是高纯度高艳度的长调对比中，也加入了作为过渡的中间调子，服装纹饰到建筑雕饰形式逐渐丰富。山民并无刻意去塑造某种风格，他们长期在山区生产、生活，以当地人的集体审美视角去装饰，就地取材，精心雕琢，不过分追求表象的花哨，保留了材质的“简朴”本味，却不经意地触及到装饰艺术精神的本源，“既雕既琢”，却又“复归于朴”。一个文化圈的民间装饰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即便是经过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发展起来的，也必须经过集体长时间的效仿和反复履行，集体审美的存在，是类型或者模式的，在时间上是传承的，空间上是扩布的。［4］
二、盆地和丘陵地带民俗装饰“繁复浓烈”的风格
（一）“胡公大帝信仰”中“硬朗”无过渡色形式。浙西南的金华地区属盆地，衢州地区为半山区和丘陵地带，“胡公大帝”信仰遍及这些地区。胡公即胡则，是北宋前期政坛的一位杰出政治家，金华永康方岩人，以清廉、勤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千百年来被奉为“胡公大帝”［5］。
胡公庙以金华永康方岩山顶的神庙最为正宗，规模最大，除此之外，几乎村村都有规模不等的胡公殿。永康小东陈村“本保殿”，为方圆十几公里规模最大，此庙历史悠久，几经损毁，现是模仿方岩胡公庙所建。庙堂建筑分主殿和东西厢房，屋顶为“歇山顶”类型，单檐，脊上饰以走兽，黑瓦红墙，雕花木门。店内主神胡公大帝以香樟木为芯，外敷泥成胎。头戴红、蓝、白色珠冠，方面大耳，红面黑须，象征心底无私，忠君爱民。神像均形体高大，线条明朗，服饰的“图地关系”中，金龙纹饰为“图”，大红色为“地”，下摆处绘制蓝白二色的半圆形及三角形水纹和鳞片纹样，用色浓烈，色彩纯度、艳度都较高，色彩对比上色距较长。身边为两位夫人，称“胡氏娘娘”，左为正宫，右为妃宫，均是珠冠红衣。两侧“王爷”“财神”等神像服饰也是高纯度的黄、绿、红、蓝等色彩。神案大红为“地”，金色松、竹、梅纹饰为“图”，整体装饰无过渡色，对比强烈硬朗，视觉冲击力较强。
永康地区自古有“八月十三胡公庙会”习俗，各村镇的胡公殿均备有宝塔式楼台殿阁形制的轿子，木雕朱漆，名为“胡公龙庭”。庙会时将小型胡公神像放置其中，四人或八人抬着上方岩胡公庙。各种形态华丽、色彩鲜艳的长幡旗帜先行，后跟“荷花神”“大面 姑 娘”“十八 蝴蝶”“十 八 狐狸”“台 阁 ”“ 狮子舞”等娱神队伍，在山顶胡公殿前祭拜胡公。
祭拜仪式属于巫傩文化中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随着时间推移，巫傩仪式中增加了表演、歌舞的因素，很多时候，“傩”和“戏”及“舞”并没有明晰的界限。其最初原始的装饰语言也愈加丰富，加入了地方性的审美因素。如“大面姑娘”，由身体健壮的男性演员戴上女童相貌的大头面具边唱边舞，意为驱除时疫，消灾纳福。早年间面具用竹篾为骨架，外糊麻纸，白灰涂抹底色，黑色碳灰绘制头发、眉眼等，两腮涂大红、朱红色圆形腮红，头顶装饰鲜艳的野花，外形出挑，色彩异常艳丽。又如在吴公两侧伴舞的“十八蝴蝶”，十八位少女扮演的“蝴蝶”以及“花神”组成群舞，祝祷春耕，祈求生活和顺。蝴蝶翅膀用竹青为架，上糊麻纸，用蓼蓝叶、栀子根等染成靛青、大红、中黄等高艳度色彩，演员身穿蓝衣白裙或红衣白裙，“花神”裙子上刺绣上百花纹样，红、绿、黄、蓝、金色之间未加过渡色，烘托出蝴蝶翅膀的浓艳，形成强烈硬朗的视觉上的长调对比。
（二）农事、药神、季节神崇拜中相对“柔和”带过渡色形式。浙西南盆地和丘陵地区多山少田，在有限的土地中最大可能收获更多的作物，成为各村落的大事。也许受田中作物丰富的形态和色彩的影响，和农事相关的信仰及巫傩活动的装饰形式，无论神像外形、建筑雕饰都相对圆润，浓烈的色彩中带上柔和的过渡色。
江山、常山、开化一带在六月将供品摆在田塍岔路口，敬香焚纸“祭田公田婆”［6］，金华、江山、龙游一带祭“五谷神”“采花女”，东阳有雷公庙、药神相公庙以及祖先城隍庙，衢州九华乡梧桐祖殿祭“春神”句芒等等。如东阳后上田村回龙庙，供奉“药神”——“黄相公”，黄相公为此村的“本保神”，南宋年间人，武艺高强，嫉恶如仇。夫人“相公娘子”，乐善好施，悬壶济世。主神像黄相公脸部赤红，象征忠义，怒目圆睁，面目几乎狰狞，眼眶、嘴角均用黑色描边，突出五官，虽显“凶煞”，但造像风格与“相公娘子”一样，线条圆润，转折柔和，形态丰满，脸颊、肩、手腕等处转折并不生硬，颈脖处还有象征圆润丰满的三道颈纹。服饰以红、蓝为主，为补色关系，其中间杂中黄、土黄、粉绿、粉白等过渡性色彩。符合当地喜好造型圆满丰润、色彩上穷红穷绿却又不失圆满柔润的民间审美。
在相关巫傩活动中，衢州柯城“九华立春祭”最具代表性。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始，九华乡妙源村的梧桐祖殿供奉的是“春神”——句芒。传说句芒为东方天帝太昊的属神，掌管春耕。《山海经》中记载为鸟首人身，而梧桐祖殿的句芒是头戴金冠，手持布袋和圆规，背后长翅膀的方面男子形象。神像原本由一整块老梧桐树根雕成，保留原木本色，如图2，句芒体态清瘦，服饰贴体，似模仿魏晋时期“曹衣出水”雕塑风格。身着白色长袍，上彩绘浅金色云纹。神殿整体装饰风格朴实厚重，色彩在浓烈中加了大块的粉白色系过渡，似与自然浑然一体。
图2 衢州妙源村梧桐祖殿芒神造像
梧桐祖殿为清代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全殿木结构，整分主殿、东本殿和西本殿。主殿为前后衍梁结构。廊柱刷黑色土漆，柱上雀替雕有三星、松鹤，游廊上方刻有雕版，纹饰为云纹、卷草纹等，呈“S”形。主殿横梁上有绿、黄、白三色彩绘，为句芒驾驭的两条飞龙形象，线条转折圆滑，色彩为渐变过渡形式。祭春大典时，有“道士先生”（祭司）吟唱祭文，并有“迎春”“探春”“咬春”“鞭耕牛”等仪式。参祭人员身穿绿、白两色服饰，祭品上插绿色青菜或者稻秧。并用粗木搭椅轿，抬分司“大豆”“大麦”“小麦”“苞萝（高粱）”的“四大令公”神像游走乡里，体现对天地的敬仰。［7］随行有腰鼓、舞狮等，演员脸部涂抹白色妆粉，眼皮、额上抹草绿色，服饰为绿衣白裤，高纯度的草绿，却因为大块白色的加入，色彩转折关系并不过于突兀，无论是建筑、雕像、还是祭春时供品装饰以及演员妆容服饰，都力求接近自然，崇尚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理念。
三、结语
浙江西南地区，不同地域之间山水相隔，形成多个不同风格、相对独立的民间审美意识，加上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入渗透，形成这片区域多变的民间艺术装饰语言。
浙西南畲汉民族聚居地地处山区，村落散布山水之间，与北方中原山水气势不同，色彩不同，呈“雅、秀、淡”的风韵，就如南宋之后的国画青绿山水，浙派小青绿加入墨色，温润俊秀。民间原始信仰的装饰语言也是如此，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方山区空灵淡雅的风格融汇到审美意识中。神庙是供奉当地神灵的地方，并不做过于繁杂的装饰，多处使用高明度、低艳度、低纯度的色彩，即使采用少量强烈的色彩，也会加入低纯度色系作为过渡色。因畲族文化的融入，壁画、建筑雕饰中会出现“盘瓠”“凤鸟”等民族图腾，呈现出对比和缓、俗中见雅的视觉特点。而金华、衢州等地处盆地丘陵，地势低缓，北方“传统”文化影响相对较多，在神庙、神龛中多呈现精美繁杂的建筑雕饰，色彩艳丽浓郁，装饰题材也更加传统。神灵形象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刚正严肃”或“圆满、厚润、和蔼”，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其衍生出的中国巫傩文化，以地方民间信仰为核心，以请神、驱疫、祈福活动为外在显像，体现了人神之间的沟通，形成一个完整的装饰风格语言系统，是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物化形式。［8］
浙西南民间的原始信仰及衍生的巫傩文化，是和当地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其建筑形式、造像形态、服饰纹样、色彩构成等都显现当地特有的集体审美意识以及多样的文化符号。在民间，很多时候，人即是神，神化作了人。这既是信仰，更是生活。
作者简介：
张维纳 （台州学院 艺术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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