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端公》王继胜、王明新、王李云 编著

《陕南端公》王继胜、王明新、王李云 编著 /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09 / 其他

陕南端公戏的渊源

傩戏是由傩、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它是被人们遗忘的我国古老傩文化的载体。作为这种古老文化的遗存，它以独特的方式，一直在民间传承保存至今，成为我国傩文化的“活化石”。

中国的傩，种类繁多，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民间傩，又称“百姓傩”，是流行于民间的傩，春秋时叫“乡人傩”；二是宫廷傩，是在宫廷中进行的傩，亦称“大傩”“国傩”；三是军傩，是古代部队里的傩，剧目多为战争题材的历史演义戏；四是寺院傩，它是活动于寺院的傩，藏族的傩仪叫“羌姆”，即“跳神”。寺院傩与藏戏有渊源关系。傩戏在陕南的称呼即“端公戏”，俗称“耍坛”。

据有关史料考察，陕南巫风和巫觋活动，可以追溯至东汉以前。而庆坛的出现，约于北宋年间。到了南宋，在古代巴国辖地的涪州(现涪陵地区，原系氐羌居住区)，出现了“神头鬼面”的“川杂剧”。宋大觉禅师(1213—1278)有诗为证：“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神头鬼面”正是傩戏演出的主要特征。

陕南端公戏由于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宗教与艺术长期混合的独特形式，并且是多民族、多层次的，透过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戏剧窗口，我们可以窥视到我们多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貌、古风民俗。它对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民俗学、神话学、戏剧学、戏曲史的研究，具有“活化石”的意义。

傩文化最原始的形态是傩祭，它是一种驱赶疫鬼的巫术活动，其起源与中国史前社会的图腾制有关。

《竹书纪年·帝舜元年》：“即帝位……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

《吕氏春秋·仲夏纪》：“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糜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拾遗记·神农氏》：“……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八音克谐。”

传说中的“百兽率舞”“舞百兽”，无疑是原始人类模仿动物外貌、动作的祭祀舞蹈。中国半坡出土的石器时代的陶盆上描绘的鱼头像，有的专家认为也许是原始的图腾脸谱。

　　傩的起源，古文献里记载，大多为模仿动物跳舞，以除四方疫鬼，兼有祈禳之意。

　　《古今事类全书·卷十二·十二月条》：“普颛琐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中为溺鬼。一居若水中为魍魉蜮鬼。一居宫室区阳中，善惊小儿为小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

《后汉书·律历志》：“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腊，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牲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古今事类全书·卷十二·十二月条》：“前岁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害除，亦曰傩。”

关于傩、傩舞的具体活动，古籍里有很多详细的记载。

《周礼·夏官》：“方相氏身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后汉书·礼仪志》：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受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夜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氏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儡、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候、诸侯云。

《隋书·礼仪志》：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又作穷奇、夜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仪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坐，王公执事官第一品以下，从六品以上倍列预观。傩者鼓嗓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傩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郊外。

《唐书·礼乐志》：

大傩之礼，选入年十二以上，十六岁以下为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为一队，赤帻赤衣，麻鞭，宫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执楯。其一人为唱帅，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别鼓吹令一人，大小令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人，以逐恶鬼于禁中。

《东京梦华录》：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绘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

汉中地区远古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戏剧或与戏剧相关的活动难于详考，从文献和出土文物中约略可以发现某些端倪。1976年城固县苏村出土的青铜面具，证明早在殷沃甲时代，这儿就有了类似戏剧人物面部化妆的祭神跳巫用具。西汉时，出生于城固县的外交家张骞，从西域诸国带回胡笳、琵琶等乐器以及吹鼓乐横吹《摩诃兜勒》曲等，为丰富后来的戏曲音乐提供了借鉴。北宋时，洋州知州韩亿，写有记载民间戏剧、音乐活动的诗句：“夜月人家奏管弦”、“喧阗鼓吹迎神社”。另一位洋州知州蔡交任职时，亦有“郡官设幔张乐与民同欢”的记载。宋、元、明三代，今略阳县城的老庙、关帝庙等地，均有修建戏楼、乐楼的记载。由此可见，汉中地区自11世纪初，即有近似戏曲演出的活动；到元、明两代，比较成熟的戏曲演出已经形成；至明中叶进入了繁荣期。

陕南端公戏，俗称“坛戏”“对儿戏”。扎根于南郑、西乡和城固、镇巴、宁强的部分区域，流行于勉县、留坝、略阳、安康及川北、陇南一带。是由端公化妆“庆坛”跳神、唱神歌演进而来的一个地方剧种。因其行头简易，一包袱可携，故又称为“包袱戏”。在巴山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端公跳神、庆坛在汉中历史遥远。《汉书》《宋书》《地理志》中都有“汉中之人……好祀鬼神”的记载。正是这种巫觋之风，为端公戏的出现奠定了艺术根基和群众基础。

　　端公为人迎神、庆坛、禳灾、祛疫演唱的“跳坛戏”，以驱邪逐魔、祝福还愿为表演内容，后来逐渐引进和融汇了“大筒子戏”的音乐唱腔和部分剧目，还吸取了当地丰富的山歌民谣和民间舞蹈的滋养，逐渐淘汰了一些颂神歌词与祭祀节目，至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62)，端公戏已完全形成。不仅积累了自己的剧目，而且伴奏也趋于完善，表演上已有生、旦、末、丑的区别。

端公戏虽未办过科班，但传艺都有师承关系。

端公戏演出剧目，多为小戏、喜剧，以反映群众日常生活、精神面貌、乡土风俗和儿女私情内容的居多。如《让课》《请长工》《审缸》《十八里相送》《刘海砍樵》《洞宾戏牡丹》等。

端公戏的音乐曲调是神歌与当地情歌小调和“大筒子”戏唱腔的综合体，板路有二六(分快慢两种)、一字、四平等。

新中国成立后，汉中地区文化主管部门曾多次组织人力挖掘端公戏剧目，出现了一大批新创作、改编、移植、整理的端公小戏，如《打麦场》《吹鼓手招亲》《双献料》《赶工》《讨债》《好媳妇》《一分工》等。其中，《一分工》被中央和陕西省电台录音、灌唱片，使之流行全国。

 

转自：陕西省图书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