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傩戏源于上古驱邪逐疫的巫舞仪式。《礼记》有云:“傩人所以逐厉鬼也” 。自周代起,傩祭便是国家层面的重要活动。历经汉唐,傩戏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演变为集祭祀、娱神、娱人于一体的民俗活动,其表演戴面具、扮鬼神等特征一直得以保留。直至明清时期,桂林傩戏仍是乡间年节常见的民俗景象。
先秦时期的桂林为百越之地,受楚越文化影响,傩文化盛行。唐代诗人李商隐旅居岭南时作《桂林即事》诗,其中有“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之句,记录了桂林箫鼓之声不绝于耳的祭祀祈祷场景。箫与鼓是当时表演傩戏傩舞的主要伴奏乐器,“箫鼓不曾休”生动反映了唐代桂林傩文化活动的频繁与兴盛。

《广西通志》李商隐《桂林即事》诗
傩文化在古桂林人的生活中举足轻重。桂林制作的傩面具工艺精湛,名动天下。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姸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载:“戏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桂林傩队自有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靖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其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值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
唐宋古人的记载说明当时桂林的傩面具制作具有精湛的工艺水平,一套面具多达八百枚,在傩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从业者因此致富的现象。桂林傩队名闻京师,傩文化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既有“靖江诸军傩”,各地“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当时的桂林堪称被世人关注的中国傩文化中心。

周去非《岭外代答》桂林傩
桂林的傩文化在宋朝时达于极盛,以“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而名闻天下。蒙元时代严重打压傩戏傩舞汉文化,及至明清二代,官府组织的大傩已极为稀见,傩戏傩舞多在乡间延续。清嘉庆《临桂县志》记:“今乡人傩,率於十月,用巫者谓之跳神,其神数十,辈以令公为最贵。戴假面著衣甲,婆娑而舞,伧佇而歌,为迎送神词,具有楚词之遗,第鄙俚耳,其假面,皆土人所製,以木不以纸,雕镂有极精者” 。
桂林清代的“乡人傩”仅在乡村盛行,桂林道光诗人李宗瀛所作《端跳公》正是“乡人傩”的写真。李宗瀛,字小韦,祖籍江西临川,桂林富商李宜民之孙。李宗瀛是清道光年间桂林文坛“杉湖十子”之一。其诗作贴近生活,创作了许多反映时事的诗篇,兼具文学与史学价值。

《临桂县志》乡人傩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全州战乱,寓居全州的李宗瀛拖家携口避兵出逃,逃难到兴安大榕江的车田村,得到村人关爱,得以栖身。在车田村的日子里,李宗瀛与父老乡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城后乡情难忘,曾数度回车田探亲。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李宗瀛第三次到访车田村。“青山笑于人,此客何勤也”,在外人看来,一个山野小村有什么值得再去,只因车田是诗人在兵荒马乱中避兵逃难的栖身之地,乡情难忘最是车田村!
李宗瀛赋《三过车田作》,记到访所见:“嘈嘈晏公坝,来往凡三者。青山笑于人,此客何勤也。其时乡人傩,村村大作社。蒙倛舞婆娑,侲子歌呕哑。土风观不易,上客请安坐。维神福我民,豚蹄答神嘏。使我粟如土,使我羊如马。明年重报赛,较胜今年且。上客傥能来,草榻当主我”。

李宗瀛《小庐诗抄》三过车田作
李宗瀛车田村旧地重游,巧遇“其时乡人傩”,大榕江一带“村村大作社”。战火过后,车田村民大办乡人傩,傩戏祭神、鼓乐欢庆。戴着狰狞面具的端公舞姿蹁跹,童子唱着古朴的歌谣,执鼓助威。“蒙倛舞、侲子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车田村民依旧淳朴热情,接待当年逃难的过客再度归来,亲如一家。请上座喝酒看社戏,宾客声声共祈祷,求五谷满仓多如土、求羔羊肥壮赛马匹,这是诗人与乡亲最朴素的心愿,是对太平岁月、安稳家园最深切的渴望,是乱世中最卑微、也最动人的愿景。车田乡亲寄语诗人:明年乡人傩祭会比今年更加热闹。倘若贵客明年再来,我这草榻虽简陋,定当以主人之礼待贵宾。

《三过车田作》是战乱流离诗里的一抹暖色,这首诗没有血泪,没有战乱中的哭号,只有喧闹的祭祀、淳朴的歌舞、真诚的挽留。民俗细节精准还原,堪为桂林乡人傩的文字佐证。诗作记录下乱世中依然倔强生长的乡土风俗与人情温暖,至为真挚动人。
李宗瀛三过车田,会乡亲,看社戏,兴奋不已,意犹未尽,再作《跳端公》以记之:“奏匏笙,击土鼓,龡阖歌,扬盾舞。乡人酬神,神福汝,端公降神,作神语。神之来,从和和,神兮逝,般裔裔。送神曲,迎神词,神大欢喜,端公知。端公知汝,民无夭,礼汝畜,长蕃滋。黄金四目本周礼,礼失求野幸有此。今之跳端公,古者方相氏”。

李宗瀛《小庐诗抄》跳端公
诗题“跳端公” 是古兴安人对“跳傩戏”的称呼。兴安的“端公” 与临桂的“令公”不同,“令公”专指唐代名将李靖,是临桂人在傩舞表演时装扮的尊贵神祇。“端公”则是唐代侍御史的别称,后来演化为对乡人傩巫师的尊称。“令公”是神祇,“端公”是通神者,两者所指不一。跳端公、跳令公,称谓有别,其实跳的都是乡人傩。
《跳端公》的文字朗朗上口,或可再通俗一点解读:奏响葫芦笙,敲响老土鼓。车田乡人齐唱祭神歌,挥动盾牌跳傩舞。百姓祭祀酬神灵,神灵赐福于乡亲。端公通灵请神明,神灵降临,气氛祥和肃穆。神灵离去,悠然飘逸。吟唱迎神乐章,诵读送神祝词,神明满心欢喜,心意唯有端公来通晓。端公祈愿百姓远离灾病、平安长寿,祈愿牲畜繁衍,五谷丰登。端公所戴四目鎏金傩面具源自上古周礼,虽然中原正统古礼失传,好在兴安民间尚有留存。如今乡人跳端公,便是远古驱疫求福民俗的延续。

《跳端公》全篇短句错落,三字句、四字句相间,节奏明快铿锵,读来抑扬顿挫,贴合乡人傩舞锣鼓节奏,符合乡人傩歌韵律,具备民间口头传唱特性。
《跳端公》以简洁质朴的语言描绘跳端公酬神祭祀的完整场景,由奏乐起舞到乡人酬神,由端公降神到礼送神灵,再到祈福许愿;以匏笙、土鼓、高歌、盾舞铺陈祭祀实景,视听兼具;再以 “和和”“裔裔” 摹写神灵来去之态,虚实相融,把乡野酬神、巫师降神的乡人傩仪式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古代民间祭祀风貌。《跳端公》是一首凝练的乡人傩民俗史诗,文字扎根乡土,真实再现了古车田乡人傩、跳端公的祭祀习俗,写出百姓祈求平安无灾、六畜兴旺、五谷繁盛的民生愿望,贴近底层民众生态与精神生活,寄托着乡人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

《跳端公》叙事过后笔锋一转,从民俗描述转为文化溯源考据。诗人追溯傩舞源来自周代古礼的文化根脉,看似原始的民间乡人傩,实则是周代礼乐文明的活态传承。诗人提出“礼失求野”的观点,否定乡人傩是民间巫术的偏见,论证跳端公并非蛮荒陋俗,而是周代官方傩礼流落民间的文化遗存,体现了中国文化 “万变不离其宗” 的韧性,见解独到厚重。《跳端公》结尾以 “今之跳端公,古者方为民” 收束全篇,点明古今传承关系,印证中华礼乐文化虽然在朝堂衰落,却在乡野民间代代延续,饱含对民间传统文化的认可与珍视。
李宗瀛的《跳端公》,短小精悍,意蕴深远,既是民俗风情诗,又是历史文化考据诗。既细致描绘了民间傩祭热闹庄重的仪式场面,又跳出世俗视角,论证乡人傩是古礼的民间留存,立意深远,追溯本源,兼具文学情趣、民俗价值与历史底蕴。是一部融风情、民情、文情于一体的桂林“乡人傩”文化微型诗史。

后记:
车田村清代属兴安西乡西十二都二总十甲,1936年属溶江镇,1958 年为东风公社车田大队,1959 年为车田公社,1966 年改属溶江公社车田大队。现为溶江镇车田村村民委员会驻地。车田古村地处湘桂古道溶江段,自古繁华,村民殷实,是远近闻名的传统古村落。桂林古村文化研究会卯新明秘书长曾多次专程探访车田古建筑,拍摄村中保存完好的清代三进建筑唐家大院、赵家大院。古民居建筑高大宏伟,马头墙飞檐层层有彩绘,石门槛雕刻梅花鹿、麒麟图灵动精细。从遗留的古建筑遗迹不难看出当年古村的风貌。忽发奇想,当年李宗瀛避难车田,或许就寄居在这赵家、唐家的老宅里。待到明年春暖油菜花开时,也去探访车田村,看看村头的神庙还在不在?问问端公傩戏还有没有传承人?
来源:清明谷雨空间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