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随州记忆：唐宋时期大洪山的三将军与端公信仰

大洪山唐代银杏树

大洪山的端公信仰，虽然在其发源地随州已经难觅踪迹，却在周边的山区以端公舞的形式延续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机缘。

遗失的随州记忆：唐宋时期大洪山的三将军与端公信仰

汉东志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一位法号惠照的游方僧人，辞别了他在江西浮梁西乡岗之原新安寺的师父海印，一路行脚至江湘之间，最后在随州大洪山停留数年。等他回到故乡时，带回了几块石刻画像。其中一幅，画的是三位将军。这石刻画像辗转到了院主允机手中，允机动了心思，请木匠照着石刻的样子雕刻了三尊神像，专门辟了一间殿堂供奉起来。他本想为神像施以丹青藻绘，作为化缘的资本，却一时筹措不出费用。当夜，一位衣冠伟岸的壮士入梦，责问他：“你为我造像，为什么不给我装饰？”允机惊醒，心中恐惧，却仍力有未逮。

恰巧有一位村民的妻子，瘫痪多年，不能行走。一夜，她梦见一位伟丈夫，身穿锦袍，从外面走来，对她说：“我是大洪山新殿的将军，你如果能施舍钱财助我完成装饰，我就让你恢复健康。”妻子醒来，将梦告诉丈夫。丈夫怀疑是妖异作祟，便一同到寺院请僧人诵经禳解。路过新建的殿堂，见到三尊神像，妻子指着其中一尊说：“这就是入梦的那位，全身都很像，莫非他真有要求庄严的意思？”丈夫当即取出十千钱交给寺僧，用作设色的费用，却没有说梦见的事。不到十天，妻子忽然扔掉拐杖站了起来；又过了十多天，行走自如，像从未得过病一样。夫妇俩再次来到神像前焚香瞻谢，僧人们问起缘故，这才将梦中的事情说出来。消息传开，人们竞相施舍。

这是洪迈《夷坚丁志》卷七中记载的故事。洪迈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夷坚志》是一部志怪小说集，书名取自《列子·汤问》“夷坚闻而志之”，意即记录世间稀奇古怪的事情。这部书卷帙浩繁，原书四百二十卷，搜集了大量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材料。上面这个故事，虽然披着灵异的外衣，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南宋时期，随州大洪山地区存在着一种“三将军”信仰，这种信仰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号召力，能够吸引民众施舍钱财，甚至被僧人当作化缘的工具。

那么，这三位将军究竟是何许人也？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提供了更详细的记载。赵彦卫是南宋宗室，曾担任随州知州，他的记载应当说相当可靠。据他记述，大洪山本名大湖山，介于随州与郢州之间。山势高峻，上有三峰，中间有积水，是一处龙潭。传说从前有两条龙在此争斗，穿崖而出，水便干涸了，落石至今还在山下，叫作落湖。唐代有一位僧人从五台山来，遇到一位异人对他说：“遇湖即止。”僧人到了此地，问地名，听说叫大湖，便住了下来。正好遇到大旱，乡人都宰牛祈雨，僧人代为祈祷，当年便获得丰收。僧人于是入山，断足祭龙以谢。乡人张武陵素来敬重他，父子俩都入了山，与他一同逝去。后来，这位僧人被封为“灵济菩萨”，张氏父子被封为将军。

这个故事将三将军信仰的起源追溯到了唐代，并且与一位断足祭龙的高僧联系在一起。僧人被封为菩萨，张氏父子被封为将军，可见这种信仰从一开始就带有官方认可的色彩。到了宋代，大洪山的寺庙更加兴盛。建炎、绍兴初年，随州陷于贼寇之手，而山中能够自保，有带甲的僧人上千人，事后都被朝廷任命了官职。《汪彦章集》中还有一篇《补大洪山监寺承信郎告》，可以佐证这段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赵彦卫紧接着记载了另一件事：“自后多说神怪，以桀黠者四出，号端公，诳取施利，每及万缗，死则塑作将军，立于殿寺。”这里的“端公”，原本是唐代侍御史的别称，到了宋代，成为民间对官府公差的敬称。大洪山的监寺和尚被朝廷封为承信郎，百姓便按照习俗敬呼为“端公”。这些“端公”生前庇护百姓，避免兵灾，死后百姓就塑其像于殿寺，进行祀奉，逐渐形成一种人神崇拜。

刘怀堂博士在《“戏剧”与“仪式”：“端公戏”考辨》一文中指出，这种地方人神信仰最初在随州盛行，而后随着流民或移民逐渐传播开来。明末清初兵祸多发，百姓生存维艰，源自湖北随州的端公信仰遂逐渐传播，巫师们自称端公，一则为适应信仰习俗，二则有强烈的射利功利性。于是，端公遂成为巫师的代称甚至成为专有名词，并为后世所沿袭。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唐代的断足祭龙，到宋代的带甲护山，再到明末清初的端公巫师，大洪山的信仰传统经历了从神异到实用、从官方到民间、从地方到流播的转变。最初的灵济菩萨和三将军，还有着明确的佛教背景和官方册封；到了南宋，那些“桀黠者”冒充端公，四处骗取施利，死后再被塑成将军立在殿寺里，信仰已经变得相当功利和世俗化；再到后来，端公干脆成了巫师的代名词，与驱鬼、治病、禳灾等巫术活动结合在一起。

这种转变，其实折射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一个基本特征：实用主义。百姓并不关心信仰对象的来历和正统性，只关心它是否灵验、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就像《夷坚志》中那位瘫痪的妻子，她之所以施舍钱财为将军像装饰，不是出于虔诚的信仰，而是因为将军在梦中许诺让她恢复健康。而当她真的康复之后，消息传开，人们竞相施舍，也是出于同样的功利目的。

赵彦卫还描写了大洪山寺庙的景象：“循山而上，壁立在云霄中，地窄依岩为层楼，云雾所蒸，屋易坏，且无水蓄，四檐屋溜于池以饮。”这样的环境，对于修行者来说固然是清苦的，但对于制造神异传说来说，却是绝佳的舞台。云雾缭绕的高山，依岩而建的层楼，本身就给人一种神秘感，再加上那些“说神怪”的端公们四处活动，很容易让人产生敬畏之心。

如今，刘怀堂博士在襄阳的南漳、保康、谷城等地发现了端公舞的遗存，当地百姓称之为“扛神”或“做枯斋”。这种舞蹈与巫仪结合，保存着比较古朴的形态，显然是源于随州的端公信仰曾经流传到这里的证据。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礼失求诸野。”许多在中心地区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往往在边缘地区得以保存。大洪山的端公信仰，虽然在其发源地随州已经难觅踪迹，却在周边的山区以端公舞的形式延续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机缘。

千年之后，翻阅宋人笔墨，志怪轶事与山川风物相映，神明信仰与人间烟火交织。大洪山的三将军与端公信仰，不仅是唐宋鄂北社会的鲜活切片，更是荆楚民间文化绵延不绝的见证，藏着一方山水的历史记忆。大洪山的信仰传统就像山间的云雾一样，时聚时散，却从未真正消散。它以一种朴拙的方式，镌刻着古人敬畏自然、向善祈福的朴素初心。

附件：

一、南宋文学家洪迈《夷坚志》中关于大洪山三将军信仰记载

浮梁西乡岗之原，有新安寺僧惠照者，辞其师海印，往江湘间行脚。至随州大洪山，留数岁。乾道六年还乡，持石刻数本，遗院主允机，其一纸乃三将军画像。机志于求利，于是唤木工雕三神形模，一切与碑相类。

旋辟一堂供事，且将施丹青藻绘，为化缘之资，未能办其费。夜梦一伟人，衣冠甚伟，语之曰：“汝为我像，何得不饰？”机寤而惧，然力未及。

有村民妻，病痿废积年，不能行。妻寤，以告厥夫，疑为妖异，即同诣寺，欲邀僧诵经以伸禳。却因过新堂，见三像，指其一曰：“此正入梦者，通身皆肖，得非有庄严之意乎？”立取钱十千付寺，以助设色，而不言所见。不旬日，妻忽舍杖起行。又旬余，妥贴如无疾者，复造神前，焚香瞻谢。僧问其故，始以语之。其事喧传，闻者竞有所施。

允机精于医，能切三年脉，知人死生。此事经营，皆机得酬谢衣钵所致，今亡矣。名连惠者，其孙也，亦颇有祖风云。（《夷坚丁志》卷七）

二、南宋随州知州文学家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关于大洪山三将军与端公信仰的记载

随州大洪山，本名大湖，介于随郢之间。其山高峻，上有三峰，中有积水，实为龙渊，云昔有二龙斗，穿崖而出，水遂涸，落石尚存山下，今曰落湖。唐有僧自五台来，遇异人云：“遇湖即止。”僧至，问地名，遂止。适逢大旱，乡人皆屠牛祈雨，僧为祈禬‌（guì），成丰岁，遂入山，断足祭龙以谢。乡人张（武陵）素敬之，父子俱入山，与之俱逝。节帅以闻，僧赐号灵济菩萨，二张封将军。土人相与即水落处建伽蓝，至本朝尤盛。建炎绍兴初，随（州）陷于贼，而山中能自保，有带甲僧千数，事定皆命以官。《汪彦章集》有《补大洪山监寺承信郎告》。自后多说神怪，以桀黠者四出，号端公，诳取施利，每及万缗，死则塑作将军，立于殿寺。循山而上，壁立在云霄中，地窄依岩为层楼，云雾所蒸，屋易坏，且无水蓄，四檐屋溜于池以饮。《石林》云：“居高山，常患无水。”京口甘露，吴灵岩、霅川之道场，此亦其一也。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二）

三、刘怀堂博士《“戏剧”与“仪式”：“端公戏”考辨》节选

端公本是唐侍御史的别称，到宋代，则成为民间对官府公差敬称。假冒和尚的“桀黠者”，《云麓漫钞》记述了当时百姓心中端公，就是大洪山的和尚，是公人——因其监寺和尚被朝廷封为承信郎，百姓自然按照习俗敬呼为“端公”，他们生前庇护百姓，避免兵灾，死后百姓就塑其像于殿寺，进行祀奉，逐渐形成一种人神即“端公”崇拜。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成为习俗。而明末清初兵祸多发，百姓生存维艰，源自湖北的端公信仰遂逐渐传播开来，巫师们自称端公，一则为适应信仰习俗，二则有强烈的射利功利性。于是，端公遂成为巫师的代称甚至成为专有名词，并为后世所沿袭。这种地方人神信仰，最初在随州盛行，而后随着流民或移民，逐渐传播开来。尽管目前尚未发现随州有端公信仰的文献记载，但其邻市襄阳有遗存，这就是南漳县、保康县、谷城县的端公舞——当地又名“扛神”、“做枯斋”。扛神、做枯斋当是地方百姓的俗称，是端公舞的原名，这说明源于随州的端公信仰曾经流传到这里，并被接受。其端公与巫仪结合形成端公舞亦是如此，主要为法事扮演，受地方曲艺影响甚微，仍然保存着比较古朴的形态，显然是由于随州地方端公信仰的巨大影响力所致。这进一步证实了历史上湖北省沿荆山、大洪山一带端公信仰的盛行。（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怀堂博士《“戏剧”与“仪式”：“端公戏”考辨》）

来源：东汉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