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危远辉先生《触摸祖先的灵魂——中国·上栗傩文化大观》之二
文/习嘉裕
《触摸祖先的灵魂——中国·上栗傩文化大观》（下简称《触摸》）十分醒目地亮出一尊“石雕魌头”。此乃出土于比邻湘东区、经专家认定的西周文物。湘东区的瑰宝，被搬入上栗县的“大观园”！危先生怎敢冒学界之大不韪？
“石雕魌头”导向远古
危先生此举，实出于其学术追求的执着，而资料局限的无奈。
危先生二十余年不辞劳苦“追傩”的日日夜夜，也是他锲而不舍深入研究傩文化的朝朝暮暮。丰富的资料积累，广泛的学术交流，深入的研究成果构筑起了他较高的学术平台，得以高屋建瓴地考察、整理、评介傩文化，使《触摸》成了一本学术含量甚高的傩文化学专著。它不仅全方位、多层面帮助读者认识傩文化，石雕魌头还要引导读者探导傩的起源，感知我们远古祖先的“灵魂”，从而领会它不可取代的人类学价值。而人类学对于我们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科学解释人类社会的规律，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曾专门研究史前文化，撰写了多篇被誉为经典的人类学专著。正是人类学价值追求，使危先生定书名为“触摸祖先的灵魂”。
人是文化生物。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又紧贴着人的心灵之物。人创造了文化，也即创造了自己的心灵，并在不断的文化创造中，不断提升、丰富、纯化着心灵。因此，从一定时期的文化，可以感知那一时期人的“灵魂”。人类已有数千年文明史和数百上千万年的史前史。傩作为流传至今仍然保留较为完好的远古文化，当然可以让今人“触摸”远古祖先的灵魂。
然而，囿于区区小县傩文化遗存的《触摸》，能让我们“触摸”到哪朝哪代祖先的“灵魂”呢?历经千数百年的历史风雨，上栗现有傩文化遗存中最古老的仅数尊宋代雕制的傩面，算上尚无法证实雕制年代的十二神兽面具，充其量也只能上溯至汉代。而危先生的学术锋芒直指傩文化起源的远古：他不仅将《自序》定题为“远古之声‘傩、傩、傩！’”，特引国家级专家论傩文化及历代典籍的有关记载，并置于目录之前，让读者开卷即先入为主地接受“傩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的指导性信息，还“明目张胆”地“搬”来了湘东区的“石雕魌头”，具体形象地将读者探究傩文化的目光导向远古。但他并无“夺人之美”的用心， 在《自序》等两处文中，他分明介绍：这“魌头”出土于湘东下埠。危先生确实用心良苦。
人首蛇身和兽首人身
“石雕魌头”怎能导向远古？
“魌头”（假头或假面）为古代打鬼驱疫的面（头）具，多见于傩仪或巫术仪式中。我国史前岩画中，也有人面、兽面和骷髅图像，证实面具在史前的实际存在。面（头）具为人披戴而作。在傩或巫术仪式中，傩事者或巫师戴上面具，其“兽首人身”形象才成为完整的傩或巫文化的主体符号。在我国古代典籍及雕塑、绘画中常见的是传说中的“人首蛇身”和
“人首鸟身”形象。伏羲“人首蛇身”，女娲“人面蛇身”，“三皇五帝”几乎都是蛇身。中华远古祖先对蛇如此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认为蛇每年蜕皮而“新生”，象征长寿，而且其繁殖力强盛，可预示子孙繁衍，部族旺盛。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刻中，有一幅著名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描绘人首的伏羲、女娲，其蛇身交纽一体的形态。它寄托着武氏先人对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的强烈愿望。然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蛇身而人．首．，其文化人类学意义何在？人．首．， 强调了人的思想和智慧（ 灵 ），人已有别于其他动物；但虽人首，却仍为蛇．身．， 表现人虽已有“灵”，仍难以脱离动物界。在西欧、埃及古典雕塑中，表现人类这种思想情态的，有“人首兽．身．”作品。黑格尔如是阐释：人首象征精神，兽身象征物质力量，精神要摆脱物质的束缚，却一时还摆脱不了。在这样的智力背景下，原始人由自己有“灵”，进而相信大千世界万物都有“灵”，而且，人和万物都可以有“灵”的交往，从而引发出“神”的概念。“神”有好歹之分， 其歹恶者即为致人灾难的妖精、鬼怪，因此，人须与神交好，借助神灵来制服妖精、鬼怪。这便产生了巫文化。“万物有灵”和巫文化的出现，标志原始人智力的一大提升。其时约在人类逐步进入农耕文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兽首人身的原始傩舞形象，当作何解？
作为远古初民意识的表意形态，兽首人身形象的出现，应早于人首蛇身。
人类生产力发展已历经渔猎文明—农耕文明— 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三次大转型。恩格斯在论及从猿到人的进程时，提出了“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
司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公元前 27 世纪三个科学概念，标志着三个发展阶段。当以采集植物果、叶、茎、根为生的“攀树的猿群”下到地面，开始捕鱼、拾贝、狩猎的新“产业”时，这些还是类人猿的人类祖先进入了渔猎文化期。其时“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捕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为了生存和发展，“猿”们被逼得“假物以为用”。（柳宗元《封建论》）当他们刻意用石头相互碰击、打磨，得到第一块比自然石块更具杀伤力的石块时， 便首创了文化。此刻，“猿”们便可称之为“人”，更确切地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因为他们有目的地按石头碰击打磨的规律，为自已制造了工具。只是此时，他们还不知自己已高出于其他动物，甚至自卑于生理上的孱弱，对其他动物常怀恐惧之心。
由于自制石器比原先使用的自然石块和树枝更具杀伤力，“正在形成中的人”们逐步猎获更多动物，以后又自制了石标枪、石矢、木棒等武器，更是常获大型猛兽。每每狩猎丰收，众人分享之余，便将兽的头、骨、牙、爪、角、尾等不可食用之物，分别奖给狩猎有功者。最具标志性的兽头，则理所当然作为“金牌”，奖给“功勋卓著”的狩猎英雄或组织指挥者。受奖者当然常将“奖牌”披挂于身，以彰显自己的勇敢、机智和技巧，尤其是“金牌得主”，将兽头一戴，模作兽状，威风八面。越是凶猛的兽头，越具震慑力，越受人敬重。后来发现，此举不仅能呈威于人前，经适当装扮和隐蔽，还能有效地诱捕或驱逐野兽。每每应用，无不得手，颇显神效。每当出征（狩猎或驱逐来犯的兽群） 的队伍“得胜回朝”，族人们无不欢欣鼓舞。面对族人的欢呼，更加激动却无法用语言（当时只有极少量极简单的词汇）汇报“战绩”的凯旋者们，便重新披戴布阵，再演“战斗”过程和战绩，借以向族人汇报，自己也得以再体验此前实战中体验过的快感。他们或扮作野兽，或作猎者，追捕、逃窜，惟妙惟肖。族人们或入列助演、或击石、敲木、擂兽皮，并齐呼“傩！傩！傩！” 助威。表演者，在伴助音响的节奏中，情绪狂奔，如痴如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演绎成狩猎丰收（或驱兽胜利）的喜庆集体舞蹈。于是，人类最早的艺术——舞蹈，被“正在形成中的人”们在劳动（笔者把驱逐进犯的兽群也看作劳动）之余的喜庆中创造出来了。其时距今约三百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以后，又经历漫长岁月的无数次反复，这种以兽首人身为主体形象，以击石、敲木、擂兽皮伴奏并众呼“傩！傩！傩！”助威的集体舞蹈，逐步提炼出粗略的程序和基本舞步，为着祈求族群平安、狩猎丰收等精神需求而定期表演。
后世学者以其震山撼岳的助威声“傩！傩！傩！”为之定名曰：“傩”。原本语气虚词的“傩”，也因其舞蹈动作而获“步有姿态”的基本含义，后引伸出“柔美”、
“茂盛”、“行有节度”等义，成为古汉语中的常用实词。《诗经》中就有“其叶有难（傩，茂盛）”、“猗傩（柔美）其枝”（《小雅·隰桑》）“佩玉之傩（行有节度）”（《卫风·竹竿》）等诗句。回头再看 “石雕魌头”。专家从其材质和雕刻技术，认定为西周文物，但其象人非人，似兽非兽，非人非兽，亦人亦兽的造型，恰恰表现着远古初民意识由“兽头”向“人头”转变的过渡形态，即由自卑于兽类之前，迫于生计而假兽之威以制兽，向有了明确的“自意识”（恩格斯语）而力求脱离动物界过渡的意识状态。由此观之，危先生“借”此魌头为读者作学术导向，岂止是用心良苦，简直是神来之笔！
人的“类自信”
当代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舞蹈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真正的艺术。”诚然，远古“正在形成中的人”们自发“创造”的“傩”舞，虽只能称之为“艺术前的艺术”，但它确是当今“真正的艺术”舞蹈的 “胚胎”。首先，它是原始人对狩猎快感再体验的产物。因为离开了物质活动的“束缚”，再体验者们随着伴助音响的节律，如痴如醉，物质生产中体验过的快感，顿然升华为审美快感。这种纯然精神层面的感受，是人也只有人才具有的情感， 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动力。
其次，审美快感基于主体的审美观照。黑格尔说：“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进而“观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我们远古的狩猎祖先常用兽的头、角、爪、牙、骨等来装饰自己，普列汉诺夫解释说，是“由于它们是勇敢、灵巧和力的标记。”同样，他们狩猎时的快感，也不只是因获得了食物，更主要的是在猎物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勇敢、灵巧和力量。但相对而言，这种快感体验是日常性平淡的、零碎的，一旦进入欢庆的再体验，在远离狩猎现场热情非凡的氛围里，猎人们纯情地回味猎场收获的快感，平日分散的零碎体验迅速集中、强化，而且相互感染，将群情一浪一浪推向高潮。于是人们在舞蹈表演中尽情地，忘乎所以地观照自己，欣赏自己，直觉感悟到：“我”（人类）虽生理上天生孱弱，却“善假于物”（荀子《劝学》），以征服凶猛动物。顿时，他们豪情横溢，相信“我”（人类）必将以强者挺立于诸动物类之林，成为世界的主体。他们陶醉于这种从未有过的自信中，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诚然，在基本上尚无逻辑思维的“正在形成中的人”，这种“自信”，仅是一种感性的直觉，一种情绪冲动，但其理性内涵却直接沉淀于其心理的无意识深层。经过长期积淀，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可以代代相传、为人类专有的心理“基因”。仿照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特征”说的表述，笔者称之为“人的类自信”。正是这种建立在“假物以为用”基础上的“人的类自信”，推动了原始“傩”舞的创作，并成为“傩”舞的精神内核；也是 “人的类自信”推动了“正在形成中的人”向“完全形成的人”的质的飞跃， “傩” 恰恰见证了这一飞跃。
“基因”不变，“胎记”未褪，怎见得今日之“傩”就是三百万年前的“傩”舞的“嫡系子孙”？
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考古学等史前科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傩文化“寻根问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
首先，傩舞是男人的事，女人不得参与（旁观、朝拜除外），源自渔猎文明中的自然分工。普列汉诺夫说：“最初经常的社会分工是原始社会中男子和妇女之间的分工。当男子从事打猎和打仗的时候，妇女的职责就是采集野生植物的根和果实（以及贝壳），看管孩子以及操持一般家务。”打猎是男人的事，决定最原始的艺术创作是男人的“专利”。普列汉诺夫论证了原始画家、雕刻家都是猎狩的男人：“原始人只要一天还是猎人，他的模仿倾向就会顺便使它成为画家和雕刻家。原因是……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的是观察能力和手的灵巧，这正是作为一个猎人所需要的同样特性。”自然，比绘画、雕刻起源更早的猎狩舞（“傩”舞）的创作和表演者更只能是猎人——男人。普氏引用人类学家封·登·斯坦恩对处于渔猎期的巴西印第安人的节日描述证实这一结论：“……如果妇女没有参加这些节日举行的狩猎舞，那是因为打猎不是妇女的职业”。
其次，傩文化“最具特征的符号”面具，始于原始狩猎和原始狩猎舞蹈。普列汉诺夫认为“野蛮人在自己的舞蹈中往往再现各种动物的动作……模仿动物的动作，是狩猎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引证关于爱斯基摩人捕猎海豹的资料：“他伏在地上向它爬去，他竭力象海豹那样地昂起头来；他模仿它的一切动作……”显然猎人这时昂起的“头”，必定不是一目了然的人（猎人）头，他必须戴上以假乱真的海豹头套，甚至全身伪装，才能迷惑捕猎对象，否则，海豹早已逃之夭夭，何来猎获？《尚书·尧典》所载原始舞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舞者当然是人，但装扮成了百兽。何以区分兽类？唯兽头是鲜明标志！显然，原始狩猎舞（“傩”舞），舞者须戴兽头。但今日之傩面具，多为人（神）面，早已不是当日的兽头（面）了。“人”“兽”两界，不同“血脉”呵！在傩文化漫长的历史中，随着人类智力发展， 社会进步，“兽头（面）”也几经变化。诸多史前文化研究成果，都认定面具文化渊源于远古先民的狩猎活动。从制作技术和应用起因看，最初用于狩猎的应为被宰杀的真兽头（皮），后随着越来越远离生产实际的“傩”舞（狩猎舞）、图腾崇拜、巫术仪式等的需求和制作技术的可能，出现了假兽头。为使用方便， 兽头再简化为兽面。有资料描述巫术仪式中巫师的装扮：身披兽皮，手操牛尾， 头戴面具，化装成图腾动物。经巫文化渲染，兽被神化，曾与巫文化合而再分的傩文化便以“神兽面”进入宫廷。至汉、唐，宫廷傩仪的主体队伍是方相氏指挥下的十二神兽。唐宋以降，受道、佛及民间宗教的影响，十二神兽逐渐为道、佛、民间宗教神及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所取代。这便是当今我们所见的傩面具。
再次，傩仪、傩舞以打击乐伴奏，数百万年一以贯之。古之“百兽率舞”，是以“击石拊石”伴奏的。普列汉诺夫据人类学家卡·毕歇尔的著作《劳动与节奏》的资料指出：原始人的“简单的音乐作品是……从劳动工具与对象接触所发出的声音中产生出来的”，“鼓在原始民族那里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其中某
些民族那里，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乐器。弦乐器原先也是属于这一类，因为最初的音乐家都是以击．弦．来．演．奏．的”（着重号原文已有）。还有人类学家考察大的类人猿活动区时看到：“它们……往往聚集在一起，叩击空树，一起唱歌。”人类最早的音乐是打击乐。时至今日，舞蹈伴奏常需动用众多乐器，唯傩舞、傩仪还仅用打击乐或以打击乐为主伴奏，个别地区还插入号角（吹兽角伴奏）。号角也曾是原始猎人俯拾皆得的吹奏乐器，它的入伴，更添捕猎气势。
上述男人、兽头（面）、打击乐，是原始“傩”舞（狩猎舞），也是现在傩仪、傩舞三大外在特点。如果把三者比作原始“傩”舞（狩猎舞）的“胎记”，则今日之傩仪、傩舞仍然“胎记”鲜明。历经数百万年历史风雨的吹打，傩文化“胎记”未褪，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大奇迹。
奇迹何来？来自“基因”不变！
经三百多万年的代代传承，尽管因巫、道、佛及民间宗教的影响，傩文化逐渐走入了神秘文化的殿堂，但其精神内核不变。自周至汉、唐，宫廷傩主旨突显“驱逐疫鬼”。唐、宋以降，傩渐退出宫廷，而乡傩则有所发展。至明、清， 傩事涉及民间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遵从民众心理，大增了“祈吉纳福” 的项目；“傩神”也由固定“编制”的“十二神兽”变为不定“编制”的“千神千面”。凡民众认定能“驱邪纳福”的各路、各界、诸教神仙和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行业祖先、能工巧匠以至傩事者的杰出先人等，都可“召之即来”。傩事者可按傩事项目要求组织并指挥“傩神”队伍。他们“戴着面具是神”，亲自支配着神驱邪或赐福，和三百万年前戴着“兽头”狩猎的猎人一样，满怀“假物以为用”的豪情。建立在“假物以为用”基础上的“人类自信”就是傩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如果把这一精神内核喻为“基因”，则傩文化传承三百多万年，至今“基因”不变。“基因”不变，“胎记”未褪，今日之傩文化，正是三百万年前原始 “傩”舞（狩猎舞）的“嫡系后裔”。
现代德国哲学人类学家 M·兰德曼说：“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当为傩文化“寻根问祖”到“源头”，我们看到，那些被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人类祖先，在劳动中不断“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手和脑，以“假物以为用”的智慧和“人的类自信”的豪情，从动物界脱颖而出， 实现向“完全形成的人”的飞跃。“傩”恰恰是这一飞跃的闪光。其时正值摩尔根史前文化阶段划分中的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它是一束开启人类智慧的启蒙之光，宣告地球从此人类当家。
作者简介：
习嘉裕 1938年生，江西新余人。萍乡学院退休教授。曾任萍乡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萍乡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长。退休后受聘任萍乡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傩文化传承保护基地研究员、中原智库河洛文化研究工程研究员。
来源：百家号（船山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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