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傩文化遗存丰厚,由于地域分布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风貌的傩文化形态。乡傩文化生存空间演变要素分为基础要素、动态要素与突变要素三类,由于各类影响要素多元共生,因此,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路径也必然呈多元演变的路径。基于此,可以把安徽池州傩文化生存空间形态归纳为"规模—碎片—扩散"的三种空间形态,从规模化空间,经由碎片形态的过渡期,逐渐形成了多维扩散的形态。
中国的傩文化历史悠久，广泛分布于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因地域不同逐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傩文化圈[1]。乡傩根植于丰沃的农耕文化土壤，其生存空间是由自然、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诸多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生巨变，乡傩文化在其空间因素的影响下自觉与不自觉地处于自我塑造与更新的变化中。
本文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安徽池州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展开分析和讨论，以动态的视角解读近代乡傩文化形态在其生存空间中的孕育、发展与变迁。
《傩舞面面观》张林玉
一、影响乡傩文化生存空间演变的要素
（一）自然环境要素。自然环境是影响乡傩文化生存空间规模的重要因素。池州在安徽省的中部，丘陵、山地面积居多，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形成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仍以农耕生活为主，产业结构单一。传统的农耕生活使农民们对自然环境怀有敬畏之心，相对封闭的村落自然环境使传统傩俗得以代代相传，乡民们以傩戏祭祀神灵和祖先，传达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发人兴的美好愿望。
（二）区域经济要素。区域经济是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表现。纵观中国傩文化的分布，往往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且封闭的地区。池州地区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技术单一与手工劳作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于区域经济落后，人们对于生活环境和生存空间的依赖更为紧密，乡民们对于神灵、祖先、自然等的一系列祭祀与祈福的仪式和活动，寄予更为虔诚的寄托。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土地和环境的依赖逐渐减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乡村城镇化步伐的加速，乡民们不再依赖土地或以单一的劳作方式生存，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出现了变化。
（三）人口要素。人口要素是乡傩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封闭的生活环境限制了人口的流动，乡民参与度高，文化的延续性通过口口相传，世代承袭。现代社会使乡村交通便利，人口流动性增加，乡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发生变化，农民以“候鸟”的方式回归乡村，穿梭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之间[2]。乡民们不再依恋于某一居住地，他们开始更新自己的居住空间，其中一部分已经走向外部世界，傩与乡民的紧密关系不复存在，乡傩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都受到影响。
（四）政治结构要素。政治结构更迭伴随着不同历史朝代的演进，由此带来的社会空间变化直接影响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古代政治结构对乡傩文化的牵制力相对较大，乡傩活动不仅是敬神祭祖的仪式，也是乡村重要的政治生活。在传统社会，村落从“开基”到“扩大”主要遵循宗法制度下的家族演化。最具代表性的村落形成，通常是因为家族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原来聚居之处因资源不足无法承载、承受越来越大的家族规模和人口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由原来的家族“分支”出去，到新的地方去生活。那个新的地方通常也就以特定开基祖的“姓氏”为标识，如黄村、曾村、李村等。换言之，村落的主要历史形态是特定宗族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村政的家族化控制手段也成为村落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3]。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池州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宗族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的影响，与宗族之家族世系、家族经济社会地位、族规、传统习俗等因素有关，乡傩文化在乡村生活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近代以来，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政治结构影响发生较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乡傩被认为是迷信活动一度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之后，乡傩活动逐渐恢复，但乡村政治结构已经变化，各级行政管理的自然村代替了以前以家族单位拓展的姓氏村落，乡傩文化在乡村政治管理与宗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地位逐渐消失。
（五）文化政策要素。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傩戏作为本土见证历史、承载文化、体现风俗的傩文化遗产受到国家政府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戏剧形态，傩戏既有来自巫术的神性，又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掺入祭礼、宗教的神性，还有来自演员、观众、编剧者所赋予的俗性，呈现为出神入俗、神俗兼备的特点[4]。2006年，池州傩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池州乡民们千百年来虔诚世袭的仪式表演、舞蹈和演出剧目等，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自此，池州地区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发生巨大变化，从封闭乡村转变为借助现代媒体与网络平台向外扩张。
（六）乡村政策要素。改革开放后，在政府主导的乡村城镇化政策指引下，乡村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农民的人口流动数量增加，城镇化发展加速。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广大农民的流动加剧，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传统村落的数量日益减少，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影响。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再造乡村文化开始，重视传统乡村文化，将乡愁、乡贤、宗族等有益元素，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体系当中[5]。乡傩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空间必然出现新的改变。乡村文化建设应根植乡村、依托乡民，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发展乡傩文化体系，拓展出乡傩文化新时代乡村文化空间。
《傩来了》张华
二、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要素及演变路径
（一）多元要素驱动。依据以上要素对乡傩文化生存空间作用方式与程度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基础要素、动态要素与突变要素三类。基础要素是最稳定的要素，它是维持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稳定性的基础，如自然地理条件、人口、乡村生活习俗等。动态要素是指本身呈现出动态特性的要素，如区域经济、政治结构等。这些要素还会引入一些外来文化或新的生活方式，如朝代更迭带来的政治变革、异质文化涌入等。动态要素的丰富性使乡傩文化生存空间呈现不规则的动态演变。突变要素往往直接作用于乡傩文化形态本身，在这类要素影响下其生存空间会产生飞跃式的突变。如非遗文化政策对于池州傩戏而言，是文化符号性的改变和提升，由乡民自然承袭的生活习俗，转变为全国乃至全球视野下的文化艺术人类遗产，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发生突变。
显然，以上各种要素对于乡傩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共同构筑了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基础要素使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保持延续性与长期性；动态要素促进乡傩文化生存空间动态生长；突变要素作用力较大，改变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维度。在这些要素的共同影响下，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演变与发展。
（二）多元演变路径。基于各类要素驱动力的不同，在研究乡傩文化演变路径时，先假设只在某一种要素作用下，探讨乡傩文化生存空间演变的路径。如只受基础要素的作用，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路径将是一条低速平稳的发展路径，在延续发展过程中速度相对缓慢，空间发生变化的程度较小。只受动态要素作用，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路径呈现较大的波动性，特别是社会转型期，波动特征就更加明显。只在突变要素的作用下，乡傩文化生存空间会形成突变性路径，空间范围出现跃迁或跳转。事实上，由于各类影响要素多元共生，他们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单一要素存在，因此，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路径也必然呈多元演变的路径，在一定时期内，某一要素作用力较大，就更多地呈现出该要素的路径演变特点。
三、乡傩文化生存空间形态的演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把池州傩文化生存空间形态归纳为“规模—碎片—扩散”的三种空间形态，从规模化空间，经由碎片形态的过渡期，逐渐形成了多维扩散的形态。
（一）规模形态。池州乡傩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成型期。宋代以后，汉代宫廷傩逐渐流入乡村，与当地的民俗、祭祀活动结合，形成不同地域的傩文化形态。这是池州乡民对区域历史进行神话化的一个应用表现，也是早期乡民驱鬼逐疫、跳傩表演的内在文化要求[6]。明清时期，池州地区所辖贵池、青阳、石台各县，有近百个乡村都有傩戏习俗，此外，还有目连戏、青阳腔等祭祀性的民间表演艺术[7]。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纂修的《池州府志·风土篇》“时序·逐疫”记载：“凡乡落（正月）十三日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瑞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妆神象，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社神于庙。”可见池州此地区傩俗活动规模之大，场面之热闹。
（二）碎片形态。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格局、外来文化的影响使乡村傩戏的生存空间呈现动态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傩俗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傩俗在池州乡村逐渐恢复，但规模已大不如前。每年春节，仅池州地区东南部一些偏远封闭的山村留存傩俗活动，主要是姓氏成员较大的家族，如姚、汪、刘、章等。各家依据旧俗举行的傩俗活动，但已不再具有乡村管理的政治功能，对于这些保留了傩俗的家族来说，乡傩活动是祖辈留下的“老规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传承，与当地的年俗融合在一起，成为乡村节庆生活的一部分。至20世纪80年代，池州乡村仍保留傩俗活动的村落更少，呈现碎片化的散点形态。
（三）扩散形态。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到来，经济发展、公路交通等动态要素加速了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文化政策及乡村政策的影响，助推了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发展。作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傩戏备受关注。在这个突变要素的作用下，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不再是二维空间的延伸，而是向更广阔的多维空间扩展。池州傩戏从乡村走向外部世界，不仅乡民演出团体走向城市、走出海外，登上专业舞台，传统傩俗更借助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手段进行文化传播[8]。此外，政府及相关文化部门组织专业团队参与研究学习，把乡村傩戏作为创作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和改编，与当地文化旅游、娱乐事业的发展相结合，形成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形态呈现出多维度扩散形态。
四、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形态分析
（一）“距离”的消失与文化冲击。从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到科技进步的工业社会再到知识信息社会，安徽池州乡村的自然环境已失去了作为乡傩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土壤。现代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等诸多社会要素，也不断改变着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与地位。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网络，使原有封闭的自然环境不复存在，人口流动改变了空间的稳定性，不同地域文化以及外来人口涌入，使乡傩文化固有的空间“距离”消失，文化边界受到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
空间“距离”消失对乡傩文化带来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乡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距离”的消失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着乡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乡民对于大自然依赖逐渐疏离，对于乡傩文化中禳灾驱邪、繁衍生存的诉求也随之产生疏离。二是乡民生活空间发生变化。人口流动使乡民生活空间扩大，乡村城镇化发展造成生活空间不确定、不稳定。乡民是乡村文化的主体，是乡村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真正动力。乡村空间是乡村文化展示的舞台和场所，记录着乡村文化的历史印记和时代变迁。由于城镇化快速发展，聚族而居的传统村落越来越少，以姓氏为单位的传统乡傩文化单元被打破。作为维系和凝聚宗族和宗法关系的纽带，乡傩在乡村生活中的文化功能被大大弱化。三是传统乡村的集体意识逐渐改变。面对多元文化的入侵，年轻一代的乡民接受外部信息更多更快，城乡差异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城市文明信息被外出的乡民带回村庄，对于城市生活及现代化生活的向往，成为年轻一代乡民最强烈的主观意识，这使他们更急于摆脱乡村里一切旧的生活习俗与传统，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传统乡村的文化习俗、价值观被外部的文化侵占，乡傩文化的价值认同感面对“距离”的消失，不再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在池州乡村被边缘化，甚至面临被抛弃的窘境。
（二）乡民的虔诚参与坚守。池州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使乡村政治制度，乡民生活的社会空间发生改变，影响和改变着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空间总是与人紧密联系的，因为空间总是生存性的空间、人之存在的空间，是具有生存意义与价值的人的空间，特定空间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民众的心理诉求和价值认知改变[9]。
传统的池州乡村是汉族聚居地，他们世代繁衍，形成聚族而居的宗族，他们以共同的姓氏组成一个傩神会，以宗族的形式开展祭祀活动。乡傩文化在乡村社会中非常稳固，以傩事活动维护封建宗族制度的社会观，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乡民们自觉虔诚地参与乡傩活动，并通过一年一度傩事活动强化宗族意识。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行政村、乡、镇等取代过去的姓氏和血缘村落，各级行政领导如村主任、乡长取代了以前的族长，宗族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国家行政力量的社会功能改变了乡民的生活空间。乡村城镇化政策促使农民流动，形成城市人口过密、乡村人口过疏的结果。农民流动和乡村文化载体的变化，使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发生改变，乡村文化出现了生存和发展危机[10]。乡村集体意识发生转变，许多需要口传身授的传统傩戏技艺面临失传，乡傩活动在池州乡村成为年长者们坚守的仪式。从乡民的虔诚参与到艰难坚守，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伴随传统村落文化的衰落而衰落，面对现代行政化的乡村制度，乡傩文化在乡村生活中的政治地位已经消失，必须通过更新或者自我塑造，才能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
（三）乡傩文化的重塑与转型。自池州傩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以来，安徽省政府及池州市政府积极对池州傩戏开展文化保护，积极推荐傩戏传承人，鼓励和支持乡民们开展传统的傩戏表演。省、市电视台每年都有专门的摄制队伍来到乡村，记录和拍摄传统乡傩活动。池州市区政府出资新建池州傩文化广场，并组建池州市傩艺团，用不同的形式宣传池州乡傩文化。这些来自乡村以外的外部力量，为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找到了新的价值支撑。正如西方经济学家费雷所说，“空间作为一种工具，是让共有某种文化或价值的人群聚居。空间可以与一些社会价值耦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受人崇拜的复合体，对空间的适应就不只是一种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适应，文化可能成为一种完全与经济要素独立的变量”[11]。乡傩文化原有的乡村功能虽然已经弱化，但其衍生或转型之后的文化艺术价值，使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从乡村向外部世界扩张，获得了乡村以外更大的虚拟生存空间。池州乡民们迅速转变观念，用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背景下的乡傩活动。在池州乡民的眼里，祖先给他们留下的古老的傩俗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这些外部眼光构成一个巨大的观众群体，傩乡人以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和理解自己的传统傩俗。现在每年正月间傩戏演出时外乡人看傩，傩乡人看四面八方的外乡人。乡民们对于乡傩文化的心理诉求发生很大变化，在他们眼里乡傩成了乡村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有哪个村子的傩戏表演上了电视，有谁被邀请去外地演出，都是乡民们引以为豪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乡民以演员的角色主动参与傩俗活动，在他们的意识里，乡傩文化是受到外界关注的文化，可以吸引外界学者、记者、媒体、领导等的关注，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从“外部眼光”中得到强化。这种主体要素的参与使乡傩文化呈现自觉更新与生长的形态。正如陶思炎所说，“民俗艺术传承要素包括主体要素、时空要素、生活要素等方面，其中由从艺者构成的直接传承人，是传承中最重要的因素”[12]。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给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造成影响。乡村文化的建设必须充分吸收传统精髓，在理解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对乡村文化进行再造，重视和发挥传统文化在乡村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启动，各类文化形态都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但是由于现代娱乐文化进入人们的生活，出现了许多文化过度消费的现象，如传统傩戏的形式化、符号化等，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乡傩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正如刘奇所说，“文化可以做成产业，但不是什么都可以商业化的，文化一旦做成交易，那就失去了文化本身的意义”[13]。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傩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应立足于乡村生活，加大乡民的文化意识培育，切实以乡村本位为出发点，增强乡民的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拓展出具有文化特质的生存空间。
五、结语
乡傩文化的兴衰与乡村的发展紧密相随，在充分审视历史经验和认清现实情境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傩文化的当代文化价值，以动态的视角分析乡傩文化生存空间形态的演变与发展的趋势，这也从一个侧面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从而为乡傩文化重塑、促进城乡融合创造有利条件。通过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及形态分析，带给我们如下思考：
首先，在封闭的自然环境与单一的文化模式沉淀区域，乡傩文化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文化孕育和成型，逐渐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符号；社会转型期，传统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缩小；在文化政策等要素影响下，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从乡村向外部世界扩张，并伴随生存空间演变的过程，呈现积极的自我更新，乡傩文化逐步成为一种兼有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文化艺术形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傩文化应立足乡村，重塑其乡村文化价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其次，乡傩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影响乡傩文化空间的基础要素、动态要素和突变要素，共同构筑了乡傩文化生存空间，并对乡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及路径发挥不同的驱动作用。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文化政策及乡村政策等形成主要的驱动力。乡傩文化的生存空间维度改变，传播方式更加多元。乡傩文化呈现自觉更新与重塑，这一阶段应注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性，应避免乡傩文化符号化、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避免过度消费文化。
最后，中国大地上傩文化遗存丰厚，在整个社会转型和艺术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的当代，无论是从历史纵向角度还是从现实横向角度看，其对我们更新观念、转换眼光研究中国艺术和透视中国文化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14]。中国傩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傩文化生存空间的多元，基于不同的地域背景，傩文化生存空间的影响要素也各有不同，不同地域傩文化的演变路径也必然存在差异。本文所述主要针对一定区域内乡傩文化的动态考察与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当代社会快速发展，文化与政治要素进一步助推传统傩文化的演化，对我国各地傩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对于传统傩文化保护以及乡村文化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
陈炜 郝继旭 （广西师范大学 设计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出版物刊名：广西社会科学
页码：144-148页
年卷期：2020年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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